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9日电 题：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中新财经 吴家驹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康宝莱中国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裁郭木近日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他表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在营养健康产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自1998年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工厂以来，康宝莱进入中国市场已经20多年了，您能否介绍下康宝莱在中国市场取得成绩的背后，采取了哪些本土化策略？
郭木：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的经济腾飞，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开辟了历史性的机遇。康宝莱深耕中国市场20余年，成就康宝莱在华蓬勃发展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更是中国不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所彰显出的大国胸怀。
对于康宝莱来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更是全球价值链中意义非凡的组成部分。我们致力于不断推动本土价值链的现代化升级，大力提升本土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水平，以更本土化、多元化的营养产品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2019年，康宝莱在上海投资1.6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全球首个产品创新中心，助力公司在中国实现端到端的本土化创新，帮助我们将营养科学领域的成果，快速转化成营养健康产品。自创新中心建立以来，康宝莱已经在中国上市了近40余款新产品。
在中国，我们持续强化本土制造实力。康宝莱在全球拥有五个制造基地，其中有三家在中国，分别设立在苏州、长沙和南京。2000年，苏州工厂开始投产，为中国市场生产粉状和片剂产品，并在2012年实施扩容。同年，康宝莱在长沙开设了全球原料基地，实现了公司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体化。2016年，南京工厂正式投产，目前主营生产蛋白混合饮料、蛋白营养粉、部分片剂产品以及运动营养产品。
近年来，新式茶饮的热潮席卷中国市场，也带动了消费者对康宝莱茶饮产品的需求。此前，茶饮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制粒”环节只能在美国完成，生产和上市周期较长。今年，我们投资近5000万元人民币在南京工厂建设了茶粉固体饮料生产线，生产效率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康宝莱中国也成为茶粉固体饮料在美国以外的唯一生产基地。目前，新产线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每批次设计产能可达500公斤。此外，产品上市时间也缩短至此前的三分之一，快速满足中国市场对于这一产品的需求。
中新财经：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中国消费者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对康宝莱的业务带来了哪些影响？
郭木：随着“健康中国”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以及公众越来越重视自身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例如，近年来中国肥胖人数不断攀升，健康意识的提升让代餐成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实现营养目标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工具。
今年我们举办了“康宝莱代餐科普日”活动，并发起了针对中国消费者代餐消费情况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于代餐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前景广阔。
近些年来，中国也迎来了全民健身的热潮，从马拉松、骑行、居家健身，到以飞盘、桨板、陆地冲浪等项目为代表的广受年轻消费者追捧的新兴运动，我们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追求一种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与康宝莱所倡导的“营养+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高度契合。在运动营养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此外，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95后群体将目光投向了健康、养生，并希望通过科学使用营养保健品来帮助提升自己整体的健康状况，康宝莱的顾客群体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年轻的趋势，80%是80年代后出生的人群，25%是95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希望自己“有颜有型”，康宝莱也相应地开发了更多定制化的新产品。
中新财经：康宝莱对于中国市场有哪些展望和布局，能否介绍下公司的战略规划？
郭木：康宝莱未来将继续发力体重管理领域，加强产品创新，丰富产品组合，深耕个性化营养市场。今天，千人一面的产品选择已经无法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凸显的个性化需求。每个人由于年龄、性别、人生阶段的不同，对于营养和健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减重，也有可能是日常的体重管理、营养补充以及运动营养方面的需求，等等。依托位于上海的产品创新中心，我们将不断研发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产品。
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服务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康宝莱在中国的服务商很多都拥有营养师认证。他们为消费者一对一进行辅导，鼓励消费者拥抱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一模式更加契合今天消费者所期待的精准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速数字化转型赋能服务商，为他们打通“一对一”精准顾客服务的资源和平台链路，从而更好地聚焦客户需求，推进顾客服务的场景化、精细化运营。
中新财经：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外商投资政策支持。对此，您有哪些较深感受？
郭木：近年来，中国在优化外商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
在登记注册方面，政府部门不断深化“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和提供高效便利的登记注册服务，对保健食品注册实现注册、备案“双轨制”，形成监管法规体系化、技术及产品标准化；在监督管理方面，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创新推行包容审慎监管。这些政策都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的改善。
此外，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提供了包括进博会、消博会、购物节等在内的众多优质平台，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对企业推广产品、提振业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面对世界格局变化和疫情挑战，中国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完)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
